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，一支由4.5万红军组成的队伍完成了改编，融入了国民革命军的行列。这支队伍以原红一方面军为骨干，成功组建了主力部队——第115师。该师下设两个旅，分别为343旅与344旅。
343旅，作为苗裔正宗的红一军团劲旅，与344旅的渊源则有所不同。344旅源自于原红十五军团的改编。红十五军团成立较晚，由赫赫有名的红25军以及陕北红军的第26军和第27军共同组建而成。该军团最初下辖687团和688团两个团。
随后，原红25军军长徐海东鉴于陕北红军同样是一支英勇的部队，便提出以红26、27军为基石，另行组建一支新团。此提议获得批准后，徐海东遂选拔出两个营的精锐力量作为骨干，并增派部分兵力，成功组建了第689团。由此，344旅扩充至下辖三个团的大规模旅队。
344旅正式组建不久，115师的林师长与聂荣臻副师长便向中央发去了电报，表达了对“更换旅长一职，以替换徐海东同志”的期望。尽管电报中未明示更换原因，但其所蕴藏的深意实则不难领悟。
344旅虽脱胎于红25军与陕北红军，但其核心力量却毫无疑义地源自红25军。若将红一方面军、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比作我军的三座巍峨大山，那么红25军则犹如独立于这三座高峰之外的一座险峻的小山峰。
红25军，源自鄂豫皖苏区，原本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。1932年，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征程，徐海东、吴焕先等黄麻起义的先驱者率领红25军与28军，继续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战斗。
面对严峻的敌情，红25军与红28军强强联合，共同打造了一支全新的红25军。在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下，红25军毅然启程，踏上了长征的征途。军长一职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担任，徐海东同志则被任命为副军长，吴焕先同志则肩负起政治委员的重任。
红25军启程之际，其人数不足三千，成员多为饱经苦难、家破人亡的孤儿，或是烈士的遗孤。他们的平均年龄尚不足十六岁，而团级以上的领导层，亦多为二十岁出头的青年。其中，部分士兵的身高甚至不及所持之枪。因此，敌人对红25军戏谑地称之为“童子军”。
然而，正是一支年轻的童子军，勇猛无畏，犹如锐利的斧头，劈开了敌人几十万人的重重围剿，接连挫败了中央军、东北军、陕军、宁马军及晋军的围攻，所向披靡，势不可挡。尽管其他红军长征中损失惨重，红25军却能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，装备日益精良。当红25军率先抵达陕北时，仅有3000人的队伍竟配备了100多挺机枪，其装备甚至优于中央军。
每逢交锋，红25军便将各式机枪部署于阵地之上，子弹如雨点般密集倾泻，令敌军惊慌失措，抱头鼠窜。
当红25军抵达陕北之际，当地的红军正深陷重重困境。红25军的加入，不仅协助陕北红军稳固了局势，更拓展了地盘，加强了根据地的防御。这一行动为陕甘支队及三大主力部队的顺利到来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石。倘若没有红25军的支援，陕北红军恐难以保住根据地。那时，中国革命的走向或许将面临根本性的转变。
这是红25军的首次功绩。
红25军的卓越贡献之二，在于成功接应了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。在那时，毛泽东等首长刚刚渡过“草地惊变”的危机，一度陷入生死存亡的困境。当陕甘支队抵达陕北之际，他们已是饥寒交迫，衣衫褴褛。鉴于此，毛泽东向徐海东发出电报，急切地请求支援2500大洋以缓解军费之困。
徐海东果断决策：“仅2500大洋远远不够，应增至两倍。”于是，他从内务部门筹集了5000大洋，悉数赠予中央红军。此外，红25军还慷慨捐赠了大量机枪，以增强陕甘支队的装备实力。
在军费问题上，5000大洋的数额看似微薄，却蕴含着深刻的情感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能够遇到如此具有党性原则、不拘泥于地方本位主义的领导，实乃雪中送炭，彰显了同志间的深情厚谊。对于正身处困境的陕甘支队来说，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。因此，徐海东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一位卓越功臣，而他所率领的红25军，亦成为了一支与众不同的精锐之师。
此后，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，徐海东与红15军团大败东北军，将张学良麾下的三个师打得溃不成军，杨虎城的精锐部队亦悉数被击溃。正因如此，张学良与杨虎城才主动与中共接触，这一举动最终引发了西安事变，进而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。
鉴于344旅的历史背景尤为独特，徐海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尤为显赫，即便林师长和聂荣臻副师长这样的强者，心中亦难免忐忑，忧虑是否能够稳住局面，有效指挥。
起初，凭借红十五军团的强大实力，完全有能力在补充兵员的前提下，重建一个师。然而，由于蒋介石的过于吝啬，导致红十五军团与红一军团不得不“挤”在一起进行改编。
其次，徐海东的贡献极为显著，若非编制所限，他无疑将成为某师副师长一职的有力竞争者。
因此，林、聂二帅并非有意排挤徐海东，亦非对344旅有所偏爱，实则心中存有几分疑虑，显得有些忸怩，担忧难以驾驭局势。
然而，毛泽东并未采纳林、聂的恳求，坚持让徐海东继续担任344旅旅长，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
红25军虽为一支规模不大的队伍，却蕴含着强大的战斗力。历经无数恶战的磨砺，整个部队形成了一种异常坚固的凝聚力。然而，过于强烈的凝聚力亦有其两面性，其中之一便是可能滋生排外的倾向。
红25军全体将士对徐海东和吴焕先怀有极高的敬意，中央派遣的干部在当地开展工作显得颇为不易。尽管程子华曾担任军长，但他的影响力远不及副军长徐海东显著。在军事指挥方面，程子华身为黄埔军校的杰出将领，其军事才能与徐海东不相上下。然而，在实际指挥过程中，程子华却成为了徐海东的得力助手。
红25军堪称坚不可摧的强大部队，其领导的挑战性由此可见一斑。在344旅初创之际，由著名将领徐海东担任旅长，实乃再合适不过的人选。
再说，徐海东对谁担任领导或指挥似乎并不十分在意。对他而言，只要有战场可驰骋，徐老虎便心满意足。比如，当程子华抵达鄂豫皖地区时，徐海东便主动请缨，要求担任副军长，将军长一职让给中央派来的同志。这一举动彰显了他非凡的高尚品德和淡泊名利的胸怀。
徐海东曾言：“我对战争有着深深的依赖，对行军步履同样如此，对美酒亦不例外，唯独对官职并无半分痴迷。”每当提及战争，他的心情便无比欢愉，而若远离战场，他却会感到浑身不适。这位将军曾坦言：“战争于我，犹如良医，能够治愈我的诸多困扰。”
因而，徐海东绝无无法调度之虞，他与毛主席情谊深厚，对党的指挥毫不含糊，绝对服从。抗日战争爆发之际，徐海东率领344旅紧随115师主力挺进华北，于平型关一役中，建立了赫赫战功。
除此之外，中央对344旅并未寄予重大战略意义，它并非仅仅是115师下辖的一个普通旅团。观察中央此后对344旅的运用，显而易见，该旅始终被定位为一支直属中央的机动化作战力量。
在国共合作之际，毛泽东向蒋介石阐述，红军擅长山地游击战而非正面强攻。鉴于此，毛泽东向蒋介石强调，八路军将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。八路军的每师、每旅、每团，并非单一的部队编制，而是一颗颗种子，它们注定要在敌后土壤中扎根、发芽。
因此，强悍的344旅的命运，注定是要与主力部队分道扬镳，独立构筑起自己的根据地。届时，英勇善战、独当一面的徐海东的才能和作用，必将显露无遗。
由此观之，344旅并非仅仅是115师的附属单位，徐海东的到来也并非仅是成为林彪、聂荣臻的直接部下，他实则是以“一方诸侯”的身份独立存在的。
的确，至1938年，344旅正式划归十八集团军直接领导，随后被派遣至晋东南地区，与129师并肩作战，共同开拓根据地。
然而，毛泽东并未对344旅所暴露的本位主义和排外主义现象视若无睹。为强化中央对344旅的领导，他特地派遣了一位杰出的大将——黄克诚。
黄克诚，红三军团的杰出代表，位列新中国开国三巨头之列，其地位甚至超越陈赓将军。
黄克诚以其刚直不阿、勇于直言、深爱军民而著称。他自幼便显得老成持重，年轻时便已有着“小老头”的风范，以至于毛主席曾戏谑地称他为“黄老”。
事实表明，黄克诚的确是一位深谋远虑、忠诚为国之才。每逢发现问题，他总会勇于“犯颜直谏”，即便面对毛主席，亦毫不犹豫地提出自己的见解。
毛主席之所以委派兼具军事与政治才能的黄克诚前往344师，其目的在于强化该旅的政治建设，确保全旅官兵深刻领悟并贯彻中央的方针精神。
不久前，黄克诚刚加入344旅，便遭遇了一场风波。原来，昔日健壮如牛的徐海东不幸病倒。在长征的漫漫征程中，徐海东屡次陷入恶战的泥潭，屡遭致命伤害，身体的韧性已然耗尽。于是，他不幸患上重症肺病，咳血不止，痛苦不堪。经医生诊断，徐海东的肺部已有大半坏死，存活已是艰难，更遑论肩负指挥战斗的重任。
因此，在344旅的军事指挥方面，徐海东虽怀揣壮志，却力不从心，不得不卧于担架上指挥作战。在进军晋东南的过程中，344旅接连遭遇败绩。常胜军的挫败，使得徐海东与黄克诚焦虑万分，懊恼不已。
不幸之事接踵而至，徐海东一手锻造的687团团长张绍东，竟弃初心于不顾，与参谋长兰国清勾结，叛逃至国民党阵营。即便随其而去者人数不多，其所造成的影响却极坏。
获悉此消息后，中央政府迅速派遣朱德同志前往344旅进行实地考察。经过详尽的调查评估，朱德同志认定徐海东同志的健康状况已不足以支撑其指挥职责，遂下令其即刻返回延安接受治疗。
徐海东的战争生涯，竟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画上了句点，转而投身于与病魔的持久战中。毛泽东曾亲笔批示：“潜心调养，天塌自有高人应对”。尽管徐海东错过了解放战争的烽火，但他依然荣获大将军衔，荣耀非凡。
徐海东离任后，旅长的职位随之空缺。朱德与344旅的将领们经过一番商议，普遍认同应由“老红25军”的687团副团长田守尧接任代旅长一职。然而，当毛泽东得知这一任命提议后，他担心此举可能加剧344旅的本位主义倾向。于是，毛泽东下令由杨得志暂时代理344旅的指挥职责。
田守尧听闻此言，一时之间颇感不悦，因此甚至遭到了朱德的严厉批评。
红25军的旗帜飘扬，徐海东离队之后，344旅遭遇了一段阵痛期。期间，众多干部对黄克诚产生了些许微词。
岁月如梭，人心渐显。黄克诚凭借其真诚与坚毅，终于赢得了344旅全体官兵的衷心敬佩。田守尧未能如愿担任旅长，便将原因归咎于黄克诚的“从中作梗”，对他心生芥蒂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黄克诚凭借其公正的领导与卓越的指挥才能，彻底折服了田守尧。田守尧也由此成为黄克诚麾下最为倚重的将领。
1940年二月，抗日战争的局势迎来了新的转折。伴随着华中战场的失守，党中央决心向南拓展新的战略基地。经过深思熟虑，毛主席最终决定委派黄克诚和344旅执行这一任务。于是，八路军总部成立了第二纵队，由左权出任司令，黄克诚担任政治委员，杨得志则被任命为副司令员。344旅全体官兵被纳入第二纵队的序列，韩先楚被任命为代理旅长，康志强则担任政治委员。到了四月，刘震接过了344旅旅长的重任。
五月，我旅344旅紧随第二纵队，踏上了南下的征程，分作两个梯队，从冀鲁豫地区一路南下，抵达华中地区。进入六月，第二纵队与陈毅、粟裕率领的新四军成功会师，随即携手展开合作，着手共同构建苏北抗日根据地。
在南方地区，344旅遭遇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人事更迭。
七月，黄克诚率领的第二纵队与彭雪枫新四军第六支队成功汇合，从而组建了八路军第四纵队。原344旅亦随之更名为第四旅，并下辖第七、第八、第九三个团。
7月中旬的尾声，黄克诚奉中央之命，踏上皖东北的征程。随之，他率领新2旅以及第4旅的第9团一同出发。抵达指定地点后，黄克诚所部与苏鲁豫支队、陇海南进支队、新四军第6支队第4总队实现了合并，组成了八路军第五纵队。黄克诚荣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
因此，原344旅被分割为两支，其中一支（第九团）由黄克诚统领，而另一支（第七团、第八团）则隶属于彭雪枫的指挥之下。
皖南事变之后，毛泽东着手重建新四军军部，并正式宣告新四军将增设七个师。在此次改编中，黄克诚率领的第五纵队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三师，而第九旅则源自原第九团，由田守尧担任旅长。
彭雪枫所部第四纵队已改编为新四军的第四师，而原第四旅亦更名为第十旅。
1941年9月，鉴于红25军的独特性质，中央决定还是集中统一指挥这支久经沙场的红军部队为宜。于是，黄克诚率领的第九旅与彭雪枫指挥的第十旅进行了互换。
如此，344旅顺利完成了从八路军向新四军的转型。以老344旅为基石，第三师崭露头角，成为新四军各师中实力最为雄厚的部队。在黄克诚的精心策划和不懈努力下，苏北根据地得以巩固，第三师兵力也迅速壮大至3.7万人，下辖3个主力旅、4个独立旅以及3个独立团。
抗战胜利之际，中央军委下达了进军东北的号令。第三师，作为我军的精英部队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入关作战的核心力量。黄克诚以其睿智与果断，并未轻信东北遍地是武器，因而未如其他兄弟部队般空手西进。正是因此，第三师迅速崛起，成为我军在东北地区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。
东北大地，第三师完成了改编重任。原344师，即8旅与10旅，经重组成为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，正是我军赫赫有名的顶级王牌——39军的前身。关于39军的辉煌战迹，无需赘述，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。
第7旅与山东的第7师协同合并，共同组成了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，被誉为东野六猛虎中的佼佼者。在辽西决战中，该部立下了赫赫战功，之后进一步发展成为第43军，并在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中展现出了英勇无畏的雄姿。
新四军第三师在苏北地区保留了一支力量，这支部队日后发展成为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和第12纵队的滥觞。
若言344旅以徐海东为旗帜与灵魂，则黄克诚无疑是该旅发扬光大的关键人物。徐海东病休之际，黄克诚不仅出色地填补了他的空缺，更将344旅的基业进一步扩大，增设了四个纵队。在八路军与新四军中，344旅的声威无出其右。
1955年，徐海东与黄克诚同获大将军衔，位列第二与第三。时至今日，红25军、344旅以及39军的血液依旧在人民军队的血脉中生生不息。